概括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特點有哪些

第一，監察機關與監察權逐步獨立，成為掌握在封建皇帝手中的制約行政、司法、軍事等部門及其官吏的獨立力量。第二，監察權限愈益向皇帝集中。第三，監察組織體制不斷完善和系統化。第四，監察權限和范圍不斷擴大。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特點

1.組織獨立，自成系統。自兩漢后，監察機構基本上從行政系統中獨立出來，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專門機構和職官，自成體系。地方監察官直接由中央監察機構統領,由中央任免;作為“天子耳目”的監官有相對的獨立性，從而為監察制度的逐漸完善和監察效能的發揮提供了組織保證。

2.歷代對官吏的監察滲透于考核、獎懲制度之中，并實行重獎重罰。

3.以輕制重，對監官采用秩卑、權重、厚賞、重罰的政策，給級別低的監官以監察級別高的官吏的權力。

4.監察機構的權力來自皇權。隨著中央集權的加強，皇權的膨脹，監察機構的權力也隨之提高，甚至被任意擴大或濫用，從而使監察制度畸形發展，如元代的監察制度帶有民族壓迫的性質。

元世祖時明確規定：“凡有官守不勤于職者，勿問漢人回回，皆以論誅之，且沒其家”（《元史》卷十,《世祖紀》）,但蒙古人不在此限。明代除了公開的監察機構六科和都察院外，廠衛等秘密的特務機構也成為監察網的組成部分。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啟示

其一，監察制度需有法。我國古代的監察法是法律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規定著監察官的職掌與活動原則、據以察吏的法律根據等。早在漢武帝時，為便于刺史監郡，就制定了《六條問事》，這可以說是最早的監察法。《六條問事》確定以兩千石高官與強宗豪右為監察重點。至唐朝，隨著官僚制度的發展，其所制定的《監察六法》規定凡是品官均在監察之列，還規定了對德行孝悌的上報內容。至清朝，制定的《欽定臺規》共八卷二十二目，可以說是集監察立法之大成，是一部完備的監察法典。

其二，監察官有較高任職要求。正是由于監察官乃察官之官，又稱為風憲官，發揮著糾正風紀、維持國家大經大法的重要作用，因此對其任職條件較高。一是需要較高的文化素質，常是科舉出身。二是重視思想品質，以剛正嫉惡為選任標準。如唐高祖時，以萬年縣法曹孫伏伽誠直，指陳得失，無所回避，升為侍御史。三是必須有實際的施政經驗。唐時，不經歷州縣官的任職不得為監察官；明朝規定，只有經任兩任縣令者方可為御史。

其三，歷史表明，監察制度對于維持國家綱紀、糾正官邪，保證官僚隊伍的整體素質，養成“彰善癉惡”的官場風氣起到了積極作用，是封建專制制度自我調整、自我改進、自我補救的重要措施。為了強化國家治理，需要治官；而治官必須察官，察官尤依有法。這些在我國古代監察制度的發展中都得到了體現。

我國歷史上監察法規的主要特點

監察法規是一定時期政治制度的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一定時期政治與社會狀況在監察制度上的反映。我國歷史上監察法規的主要內容就是反映了特定時期政治制度的特點、政治與社會的基本狀況，以及監察制度的演變過程，其主要特點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堅持對監察權力的制約。

應當說監察法規制定本身就是對監察權力的制約，將監察內容確定在一定的范圍之內，防止監察官員濫用權力干預行政。漢代《監御史九條》和《六條問事》中的“九條”“六條”就是劃定的監察范圍，監察官員不得超越這個范圍。

這些條例中雖然沒有對監察權限的明確要求，但從漢代人指責“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措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 看，漢代刺史是應當“循守條職”的，“條職”就是監察法規。到曹魏《察吏六條》頒布時，明確將“所察不得過此”寫進了法規，形成了對監察權力的明確制約。之后的法規雖然不一定明確寫出來這一條，但應視為法規中的應有之義。

二是堅持德主刑輔的監察方向。監察是政治的延續，是主流意識形態的反映，監察法規也體現出這一發展方向。從曹魏《察吏六條》開始，儒家思想對監察法規產生影響，孝悌廉潔行修等行為成為監察法規所關注的內容。

如西晉《察長吏八條》中有察“在官公廉，慮不及私”條，西魏《六條詔書》中有“先治心”“敦教化”條，北周《詔制九條》中有表彰“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條，唐《巡察六條》中有“察德行孝悌”條等，均說明注重發揮監察在教化上的功能，并不單純只是懲處。

三是堅持民本思想與社會問題并重的監察原則。我國歷史上的監察法規中民本思想十分突出，著重表現在對官吏侵犯百姓利益行為的監督上。漢代的兩個法規中分別有“擅興徭役不平者”和“侵漁百姓”“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的內容，《察吏六條》中的第一條就是“察民疾苦冤失職者”，《五條律察郡》中有“勤百姓”條，《詔制九條》中有對“鰥寡困乏不能自存者”的撫恤條，《巡察六條》中有巡察“貧弱冤苦不能自申者”條，《憲臺格例》中有糾察“諸孤老幼疾人，貧窮不能自存者”條等。

凡此種種，都突出把官吏為政是否堅守民本作為監察的重要內容。我國歷史上的監察法規還十分重視對該時期嚴重社會問題的督查。比如《六條問事》中的第一條就是“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察吏六條》中有“察盜賊為民之害及大奸猾者”，《巡察六條》中有“察妖滑盜賊，不事生業，為私蠹害”以及“豪宗兼并縱暴”等問題，《風俗察廉四十八條》有對民間不良風俗的督查。這些嚴格說都不是吏治本身的問題，但卻在監察法規中占有一席地位。

四是將舉薦人才作為監察法規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國歷史上監察法規還有另外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舉薦人才。在《六條問事》中，我們可以看到漢代對二千石官員“選署不平”“蔽賢寵頑”的監察內容，但是那時法規中還沒有關于監察官員舉薦人才的要求。

至曹魏《察吏六條》中，就有了“察民有孝悌廉潔行修正茂才異等”的規定，西魏《六條詔書》中有“擢賢良”的規定，唐代《巡察六條》中有“察德行孝悌、茂才異等”的規定，元代《察司體察等例》中有選舉“德行、才能可以從政者”的權力，等等。選舉本是高級官員或吏部的職責，我國歷史上的監察法規賦予監察官薦舉權力，應當說是充分發揮監察官員作用、促使監察效益最大化的一個積極舉措。